华宇首页平台Login注册登录首页我国是粮食生产大国，也是粮食消费大国。正是由于国内粮食消费需求的日益扩大，从2002 年开始我国粮食进口出现大幅度增长势头，2010年粮食净进口量更是达到了5600万吨的历史高位，我国作为粮食净进口国的地位更加明显。粮食进口量的迅速增长加大了国内粮食市场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使我国粮食贸易更容易暴露在国际粮食市场的供给风险和价格风险中。国际以四大粮商为首的跨国粮食集团更是通过压低粮食收购价格、抬高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等各种形式攫取高额垄断利润，不仅对我国粮食贸易收益及国际地位产生了冲击，也对我国的粮食安全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我国粮食贸易数量占国内粮食生产和消费总量的比重不大，但是在国际粮食市场上却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从进口上看，我国占世界粮食进口的比重在1995年之后比重一直在下降：就出口来看，我国占世界粮食出口的比重在1995年之后占比有缓慢上升的趋势；总体而言，我国粮食的进口占比高于出口占比约3个百分点，但进口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出口的比重则有缓慢上升的趋势。

　　从粮食进口品种结构分析，中国粮食进口以玉米、大米和小麦三大类产品为主，其中大豆进口远高于其他品种，且进口量一直居高不下。从1950年到2003年，中国从国际市场上进口的粮食品种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5年以前，进口品种结构比较单一，最主要为小麦。以1997年为界，大豆此后取代了小麦之前在粮食进口中的主导地位，1996年，大豆由原来的净出口转为净进口，净进口贸易量也逐年递增，进口比重也逐步增大。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大豆进口国，2008 年大豆进口达到了最高3744万吨，比2000年增长2.59倍，年均增长了17.6%，而且未来仍存在较大的供给缺口。

　　粮食出口方面，玉米、大米是中国主要的粮食出口品种。1983-2007年，这两种粮食出口总量占所有粮食出口量的71.5%。中国不仅是世界玉米生产、消费大国，也是世界主要贸易大国之一，出口量居世界第三位。玉米自1984年开始出现大规模出口，其后随着国内良种玉米的推广，中国玉米产量迅速增加，玉米出口量也随之上升，现在玉米已经取代大米成为中国出口第一大粮食品种。2003年玉米出口达到历史最高，占全球出口量的20.75%。而大米进出口贸易属于国家一类管理商品，国家对其实施严格的出口计划和配额管理。1997年也是我国粮食出口品种结构变化相对显著的一年。该年玉米出口突然大幅增加，出口量占全部粮食出口比重为78.5%。大米出口也呈缓慢增长势头，2000年大米市场出现滑坡，我国大米出口量仅为当年粮食总产量的0.64%左右，到目前为止各年的大米出口量均较低。

　　粮食在未来的供求状况如何，本文根据参考资料对2022年的粮食的供给和需求进行预测。

　　供给是指生产者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在每一价格水平上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一定数量的商品或劳务。在本文中，中国的粮食供给的预测是相对于国内粮食生产而言的，也就是粮食总产量的预测。土地资源是制约中国粮食产量增加的重要因素。虽然中国的可耕地面积排在世界第三位，但是人均可耕地面积只有0.22公顷/人，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尽管政府三令五申，可耕地面积仍然在下降。不过经合组织（OECD）和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联合的《2013―2022年农业展望》报告中指出，未来十年中国可耕地面积下降的趋势会减缓，但是耕地质量也会下降，最终导致中国未来十年粮食产量增速放慢。根据报告的预测，到2022年，中国小麦产量将达到1.27亿吨，大米产量是1.37亿吨，粗粮产量为2.57亿吨。粮食总产量将达到5.21亿吨。

　　经济学上需求指的是在一定的时期，在一既定的价格水平下，消费者愿意并且能够购买的商品数量。粮食的需求包括口粮、饲料用粮、工业用粮以及种子用粮的需求。由于种子用粮占粮食需求的比重较低。对于未来中国人口的预测采用的是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结果，即到2022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4. 25亿。

　　粮食供需的均衡是考量一国粮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对于像中国这种粮食消费大国而言，粮食供需均衡显得尤为重要。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以往历年中国粮食的供需缺口占当年产量和消费量的比重都比较低，这说明中国的粮食安全状况是比较良好的，但同时进口是弥补供需缺口的重要手段。再来，从供需预测的结果来看，到2022年粮食供需缺口是0.56亿吨，而届时的自给率为90%。预测的结果表明未来中国粮食依靠完全的自给是不可能的，粮食的进口是填补供需缺口，也是保证中国粮食安全的需要。

　　大国效应，通俗意义而言是指一个国家某种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较高的份额，其进口量的多少将直接影响着国际市场价格的高低，也就是说，这个国家此种商品的大量进口将导致国际市场价格上涨。但是根据价格理论，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上涨，一方面引起国内生产供给的增加，同时价格上升的挤出效应会减少国内对该种商品的需求，因此，两方面的共同作用将使该种商品进口的减少并进一步使该种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下降，所以，可以说“大国效应”并非一定就对贸易进口国不利。但是作为我国粮食进口来说，粮食的大量进口引起了国际市场价格的攀升，但反过来，国际市场粮食价格的攀升并没有对中国粮食的进口起到抑制作用并进一步促使国际市场粮食价格的下降，也就是说，在国际市场粮食价格上涨的情况下，我国仍然在大量进口粮食，这明显违背了经济学规律，对我国粮食进口贸易造成了相当不利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中国粮食进口贸易中“大国效应”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对中国能否利用国际市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及如何才能获得较多的比较利益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Brown 首先提出了“大国效应”这一概念，他预测中国在2030年粮食将大量依赖进口，并将助推国际粮价大幅上涨。李晓钟等以小麦为例认为，粮食进口贸易中的“大国效应”不明显。杨燕、刘渝林认为粮食的“大国效应”是扭曲的。范建刚认为我国对国际粮食价格的冲击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才能实现。杨俊伍等认为，中国谷物会对国际粮食价格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对稳定粮价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陈传兴、李静逸认为，大豆的进口贸易与玉米出口贸易具有“大国效应”，而在大米和小麦的进口市场则没有。

　　粮食贸易的大国效应的影响因素，本文主要从大米、小麦、大豆、玉米四种粮食进出口量和粮食价格进行分析。

　　1992年以来的进出口情况来看，大米、小麦、大豆、玉米四种粮食作物在进出口结构中所占的地位是不同的。我国是小麦的净进口国，只是在“入世”之后出现过一次较大规模的出口（2003年出口224万吨）。

　　（1）玉米方面，我国是玉米的净出口国，只有1995年有较大规模的玉米进口518万吨，1992年以来的累计出口量大约是同期累计进口量的15倍。大米方面，我国是大米的净出口国，1992年以来我国稻谷和大米的累计出口量大约是进口量的4倍。

　　（2）大豆市场在这个时期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96年以前我国是大豆的净出口国，但是出口量占全球大豆贸易量的比重比较低；而到了19%年我国开始成为大豆的净进口国，且进口量迅速上涨并很快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家。

　　基于以上分析，本部分研究选择了小麦的进口量、玉米的出口量、大米的进口量和出口量、大豆的进口量分别与对应的国际市场价格进行分析。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大豆的进口量和大豆国际市场价格的相关系数最高，这说明一方面说明大豆市场的开放程度较高，另一方面也说明大豆市场上国际价格和我国大豆进口量有密切的关系。另外小麦的进口量和国际市场价格之间的相关系数也比较高，结合我国对小麦进口量比较小且进口管制还比较严格，所以这很可能是由于国际市场对中国小麦进口反应比较敏感所致。此外，玉米的出口量、米的进出口量对国际市场价格的相关程度还不高。

　　（1）小麦市场上价格的传递方向是从国际市场价格传递到国内市场价格。如果某些因素使得国际小麦市场价格升高（比如小麦的全球性减产），那么中国也增加小麦进口，从而又支撑了世界市场上的小麦价格，也使得国际市场价格随着小麦的进口传递到国内；反之，国际市场上小麦价格下滑的时期，我国的进口量也减少，从而对国际市场价格的进一步跌落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向下的拉动作用。但是这并不足以支持小麦市场上中国具有大国效应，中国对国际小麦市场价格的支撑或者下拉的作用是否明显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2）在大米市场上的价格传递方向是，国内价格的变动先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动。当国内价格升高，大米进口增多，出口减少，从而在增加国际市场上大米需求的同时减少了国际市场上大米的供给，拉动了国际大米市场价格的提高；反之亦然，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在大米市场上的大国效应。

　　（3）中国进口粮食且相关系数为负值的情况。我国大豆的进口量与国际大豆市场价格的相关系数为负，即我国大豆进口量与国际市场价格呈反方向变动。当国际大豆市场价格升高（或降低），我国的大豆进口需求就会减少（或增加），符合需求量与价格反向变动的一般经济学规律。这说明我国在世界大豆市场上对价格的影响力并不明显，大国效应并没有明显出现。

　　（4）中国出口粮食且相关系数为负值的情况，玉米出口和大米出口均是如此。中国的出口量和国际市场价格呈反方向的变动，也就是说我国出口量越大国际市场价格就越低，或者说国际市场价格越低中国就会逆市场规律而动增加进出量。在玉米和大米市场上，国内价格变动领先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动。因此，当国内价格提高促使出口量减少的时候，国际市场上也会由于中国出口量的减少而供给量减少，从而可以抬高国际市场价格；反之亦然。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大国效应也可以得到一定的体现。

　　针对我国当前粮食不同种类出现的进出口大国效应，为了避免其消极影响，本文有如下建议：

　　在中国粮食供求关系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的背景下，解决粮食结构性供给缺口问题，必须继续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通过进一步加强对粮食生产的支持与保护力度特别是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科技支撑，加快发展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粮食生产，着力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和口粮绝对安全。然而，面对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中国适度利用国际市场和国外资源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国内粮食供给不足已不可避免，但也应看到，国际市场调剂空间较为有限，并且近年来中国部分主要粮食进口的持续增长已对其国际市场价格产生了一定影响，而这也会影响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获得稳定的粮食进口来源。中国应尽快制定并实施粮食对外贸易中长期发展战略，掌握并控制好粮食进口的时机和节奏，既避免引起国际粮食市场形势出现较大波动，又避免国外低价粮食大量进口对国内粮食市场秩序和粮食生产发展形成较大冲击。

　　国家要从财政、信贷、生产资料价格等方面给农业部门提供帮助， 改善粮食生产的基本条件，集中力量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产业， 促进种粮农民增加收入，保护和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大力发展中国粮食生产。此外，转变粮食增长方式，改革、优化产业结构和耕作制度，加强科学管理， 提高粮食生产集约化程度和农业资源有效利用率， 依靠科技进步，加快科教兴粮步伐， 走高产、优质、高效、低耗的路子， 努力提高粮食增产中的科技含量。

　　众所周知，粮食价格的剧烈波动是影响一国物价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粮食价格指标多样而分散，如收购价格、生产价格、批发价格及零售价格等，这些价格指标波动的不一致会妨碍粮食政策调控，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调查口径与调查手段，从而使粮食安全和预警有一定的针对性与及时性。另外，粮食安全信息有待进一步公开化、透明化，频率需更高、更及时，以便更好地对粮食价格与信息进行实证分析和预测。

　　粮食安全预警系统是粮食购销市场化后各级政府为确保粮食安全应该考虑并要抓紧实施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职能转变的一个突破口。作为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应责无旁贷地负起筹建粮食安全预警系统的重任。粮食安全预警系统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到粮食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但它的指导思想就是在出现粮食不安全时，立即启动系统中相应的调控措施，确保粮食市场稳定、社会稳定，确保粮食安全。当然，系统采取的措施应当是可操作的、有效的。因此，粮食安全预警系统是应对粮食不安全警报而建立的，用来消除、防范、抵御粮食不安全，实现粮食安全。

　　近几年来，我国食品安全问题频发，自三聚氰胺事件给中国奶制品行业沉重一击后，瘦肉精、牛肉膏、墨汁粉条、毒腊肠、染色馒头、皮革奶等问题的连续曝光进一步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食品安全已上升为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了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国家从立法及行政管理方面加大了力度，2009年6月1日，我国正式开始实施《食品安全法》；2010年2月9日，一个被寄予厚望的高层食品安全议事协调机构——国家食品安全委员会成立；2011年5月，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地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其他省市也纷纷加强了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2012年6月，国务院印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表明了国家对食品安全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常抓不懈的决心。但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单单依靠政府的力量，还需要企业的努力，加强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担当。李勇军（2012）和孙敏（2012）在其研究中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除此之外，提高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认识，在食品安全的生产和监督中得到消费者的支持和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根据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的“2010-2011中国消费者食品安全信心报告”显示，近七成（66.4%）受访者对食品没有安全感，对于中国目前的食品安全形势，超九成人（94.5%）表示中国目前的食品安全形势存在问题。在关于食品安全消费的低谷中，如何提振消费者对安全食品消费的信心，促进安全食品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发展，是解决目前食品安全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为此，本文从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将广泛运用于西方社会的食品细分研究量表进行了中国文化背景的修正，探讨了如何提高消费者对绿色食品的购买意愿。在二十多年的食品细分研究中.该量表曾运用于在新加坡、台湾等地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食品消费研究中，但本文第一次结合中国文化进行了修正，扩大了量表的东西方文化适用性。此外，食品满足着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在当下中国的食品安全正处于薄弱环节和敏感时期，消费者对食品安全表现出特殊的关注，本文的研究成果为解决目前的食品安全提供了一个全新思路。

　　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态度取决于消费者的食品相关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成为学术界进行食品消费者市场细分普遍使用的细分变量。丹麦的食品领域的消费者关系研究中心（下文简称为MAPP）开发了一个跨文化的食品相关生活方式（Food-Related Lifestyle，下文都简称为FRL）量表，这是严格按照手段一目的链理论（Means-EndChain Theory）来开发的，是第一个根据生活方式的手段一目的链理论开发的生活方式量表（见图1）。FRL量表测量消费者对于购买、准备、消费食品产品的态度，揭示了人们是如何将食品与价值的实现联系起来的。再者，食品相关生活方式又联系着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FRL量表包括了5个方面，23个维度，每个维度各有3个题项，共有69个题项。FRL量表的5个方面及23个维度的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FRL量表曾被运用到英国、丹麦、法国、德国、西班牙、克罗地亚、爱尔兰等欧洲国家的研究，后来也被应用到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亚、中国台湾、韩国等非欧洲国家。在这多国家的研究中，FRL量表的跨文化有效性多次得到检验。在多个跨国家的研究中，检验FRL量表的因子不变性，发现因子的协方差结构不变，从而验证其跨文化有效性。在对比不同国家数据的均值后，通过FRL的跨文化效度检验、FRL的同一文化内的稳定性检验以及修正FRL的跨文化效度检验三个步骤，也同样证实了FRL量表是具有跨文化有效性。

　　然而，近年来，一些学者将FRL量表运用到东方食品市场的研究中，发现在西方背景下开发的FRL量表，并不完全适应东方文化和生活习惯，需要对其进行一定修正。其中，2008年初在中国的广州、成都、武汉、南京、北京、长春六个城市曾开展了的一个食品安全研究项目，MAPP研究中心的KlausG.Grunert教授，即FRL量表的开发者之一，对收集的FRL量表的数据进行信度分析，在69个题项的量表当中，他们根据信度和效度共删除了29个题项，占了量表题项的42%。分析结果显示，FRL量表的部分能够很好地测量中国的食品相关生活方式，部分则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例如：“对广告的态度”、“专卖商店”、“新奇性”、“生态食品”、“烹调乐趣”、“方便”、“妇女职责”等维度。

　　目前，关于食品相关生活方式市场细分的研究，主要是运用西方文化背景下开发的FRL量表，虽然FRL量表具有跨文化有效性，但是根据以往的文献，将其直接运用到东方文化的食品市场研究中出现了“不适应”的情况。故此，本文的创新之处就是：结合中国文化背景对FRL量表进行修正，重新开发原量表中不能测量中国食品相关生活方式的部分，使之能够运用到中国的食品市场研究中；并运用修正FRL量表作为绿色食品市场细分工具，从得出的细分群体中识别绿色食品消费群体，针对其不同的特征给绿色食品生产和经营企业提供营销建议，该研究有助于从生产、经营和消费环节促进食品安全的良性循环发展。

　　根据研究的要求，本研究所使用的调查问卷是为了获得被访者在食品相关生活方式、人口统计方面以及绿色食品购买意愿的基本情况，因此，问卷的内容共分为3个部分：（1）修正FRL量表；（2）购买意愿量表；（3）人口统计变量量表。

　　（1）修正FRL量表：本文是在以往东方国家或地区的FRL研究成果以及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为依据对FRL量表进行部分修正。其中，由于不符合中国目前的情况，“妇女职责”维度被删去。有些维度被替代，如由于中国市场上较少有食品专卖商店，用“购买渠道”维度替代了“专卖商店”；由于中国食品消费者没有使用购物清单的习惯，因此将“购物清单”的维度改为“购物计划”；“烹调乐趣”和“寻找新方式”合并为“烹调的参与”。有些维度虽保留，但根据中国食品消费者的定义对其题项进行了修正，如“新奇”、“口味”、“便利”、“零食与正餐”、“安全感”等维度。根据中国食品消费者的特征，增加了“对专家的依赖”、“养生”、“外出用餐”等维度。

　　（2）绿色食品购买意愿量表：该量表采用购买意愿量表，共4个题项，沿用了7点李科特量表，7表示“完全同意”，1表示“完全反对”。该量表的题项为：“我愿意尝试绿色食品”、“如果刚好在商店里看到绿色食品，我会购买”、“我会主动搜寻绿色食品”、“我会购买绿色食品”。

　　（3）人口统计特征：人口统计变量的设计主要参考了国外食品市场细分研究结果，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最高学历、经济状况、职业，共6类变量，该部分数据通过定类变量来获得。

　　预调研的对象为食品消费者，笔者通过互联网随机发放问卷来开展预调研，样本量为30。根据对预调研的数据因子分析、信度分析、效度分析的结果，并结合被访者的反馈，经过再次讨论和推敲，对FRL量表进行进一步的修正和完善，形成最终修正量表。

　　本研究以18周岁以上的城市居民消费者样本总体，正式调研于2011年4月初开始，访问对象均为食品消费者，数据收集是通过两种渠道进行。一种是实地调研，选取了广州海珠区、天河区、白云区的三家大型超市，对从超市购买食品出来的消费者进行随机拦截问卷调研，共收回309份有效问卷。在实地调研中，所有被访者都是在经过培训的访问员的协助下，采用一问一答方式独立完成问卷，所得数据真实可靠，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另一种是通过网络向外派发问卷，共收回102份有效问卷。在被访对象中，女性所占的比例-略大，为58.1%，男性为41.9%；年龄以年轻人为主，18-25岁占了45.2%，26-35岁为25.6%，36-45岁为9.0%，46-55岁为9.9%，55岁以上为10.4%；关于被访者的婚姻状况，未婚占到近一半，为49.8%，已婚为44.5%，同居、离婚、丧偶占到5.7%；大多数被访者受教育程度较高，大专、大学及以上为63.1%，高中及中专为20.3%，初中为12.2%，小学及小学以下为4.4%；被访者经济状况中等的所占比例最大，达到65.7%，较好的、富裕的分别为19.1%、0.9%，不是很好及困难的占到14.3%；关于被访者职业，主要以非体力劳动者为主，达到48.2%，无业者为19.6%体力劳动者及未填写者为32.2%。

　　本文的数据分析是通过SPSS19.0完成，首先对问卷FRL量表的各个方面以及购买意愿量表分别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出最终的修正FRL量表，并对该修正量表以及购买意愿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然后用FRL变量作为聚类依据，对样本进行两步骤的聚类分析，得出食品消费者细分市场，并通过方差分析，判断绿色食品购买意愿在不同细分市场中的差异，从而识别出绿色食品消费群体。

　　对修正FRL量表的五个方面分别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首先对数据进行KMO检验和巴特利球体检验（Bartletts Test 0f Sphericity），数据输出结果显示KMO值均大于0.5（介于0.646与0.787之间），巴特利球体检验结果显著，说明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按方差最大旋转法（Varimax）对因子进行旋转，取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作为因子，并选取因子载荷大于0.5的题项，最终得出25个因子（其中：购买方式得出8个因子，品质取向得出7个因子，烹饪方式得出4个因子，消费情景得出3个因子，购买动机得出3个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介于56.54%与69.82%之间，表明因子保留了原始数据中较多的信息量。最后根据因子内的题项及其所反映的意思，对因子进行命名。

　　1.信度分析。修正FRL量表的五个方面总体α值介于0.596与0.834之间，均具有可靠的信度。通过因子分析得出的25个因子，一些在量表设置中的维度分拆成2个因子，有22个因子的α值都高于0.5，属于可接受的信度水平，其中，“产品信息”、“广告态度”、“绿色健康”、“性价比”、“全家协助”、“烹饪创新”、“购买意愿”等因子的α值高于0.7，具有较高的信度；而“菜市场购买”、“养生”、“自我实现”3个因子的α值略低于0.5，由于不影响其所在方面的总体信度，本文予以保留。

　　2.效度分析。本研究在大量阅读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FRL量表进行了适当的修正，并在修正量表的过程中，与原FRL量表的开发者之一丹麦奥胡斯大学的Grunert教授关于量表修正的题项进行请教和探讨，并得到Grunert教授的肯定。此外，本研究进行了预调研，根据预调研的结果对题项作再次的完善。综上，本研究修正的FRL量表，通过文献研究、专家访谈和预调研修改后，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

　　另外，通过因子分析来验证量表的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的限制条件较少，这样来检验效度比传统效度检验方法更佳。本研究经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每个题项都在有且只有1个因子的因子载荷大于0.5，可见量表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没有任何1个题项在1个以上因子的因子载荷大于0.5，可见量表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本文采用两步聚类分析方法（Two-Stage Cluster）来确定分类个数并进行聚类分析。该方法的第一步是通过层次聚类（Hierarchical Cluster）的离差平方和法（Ward’s Method）得出初步的聚类结果和聚类中心，并根据结果输出中的凝聚状态表（Agglomeration Schedule）的凝聚系数来确定分类个数。第二步是用快速聚类（K-Means Cluster）的方法，根据第一步中确定的聚类中心和类别个数进行分析，得出最终聚类结果。根据该方法，本文将样本聚成了5类，各细分群体的聚类变量均值及方差分析、人口统计变量分布情况及统计检验分别如表2、表3所示。

　　本研究根据表2的聚类中心距离（数值越大，表示对相应的聚类变量认同程度越高，0表示总体均值）和表3的人口统计变量分布情况来对5个细分群体进行命名，分别为“传统居家型”、“保守节约型”、“现代都市型”、“享乐探险型”和“淡漠便利型”。

　　1.传统居家型。该细分市场共31人，占样本总体7.5%。他们在购买食品时，会制定详细的购物计划，他们的价格意识不强，会享受购物的过程。在购物时，他们非常重视专家的意见和食品标签，但不迷信广告。他们既会去超市买菜，也会到菜市场买菜，力图选择最优食品。他们十分重视食品的新鲜、健康和养生的属性，同时也对食品的口味有很高的要求。他们喜欢和家人朋友外出吃饭，并认为这是一项重要的社交活动。另外，他们会从饮食中实现自我价值的提升，而且乐于接受陌生的食品。在人口统计变量上，该群体以女性为主，主要是中年人，介乎36-55岁之间，多为已婚人士，经济状况较好。

　　2.保守节约型。该细分市场共68人，占样本总体16.6%。他们的价格意识很高，会享受购物的过程，并制定详细的购物计划。他们十分重视食品标签，偶尔会根据专家的观点来调整自己的购物行为，但对广告却抱有不信任的态度。他们有时去超市购买食品，有时去菜市场，这主要是决定于哪个地方能够买到更为便宜的食品。他们喜欢物美价廉的食品，注重食品的新鲜、健康、养生的属性，但不大注重食品的口味。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叫外卖或者买熟食回家，哪怕是与亲人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也极少外出就餐，平时也不怎么吃零食。在人口统计变量上，该细分市场以女性为主，多数为已婚人士，年龄较大，46岁以上的人群较多，学历偏低，很少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经济状况中等。

　　3.现代都市型。该细分市场共80人，占样本总体19.5%。他们最为享受购物的过程，却不会制定任何购物计划。购物时，他们不怎么关注食品标签，偶尔会关注食品广告，但他们十分重视营养专家的建议。他们不在乎食品的价格，光顾较多的是价格较高的便利店。他们喜欢新奇口味的食品，很重视食品的口味，也很注重食品的新鲜和养生等属性，但却不讲究食品的绿色健康属性。他们认为，外吃吃饭是一项重要的社交活动。他们最能接受陌生的饭菜，不会因为不熟悉的食品而感到不安。在人口统计变量上，该群体女性为主，年轻人较多，介于18—25岁之间，多数为未婚人士，高等学历的占绝大多数，职业多为行政人员。

　　4.享乐探险型。该细分市场共98人，占样本总体23.8%。他们会享受购物的过程，偶尔也会制定购物计划。他们最喜欢看食品广告，在购物时受食品广告的影响最大，他们不怎么关注食品标签。他们经常去超市购买食品，很少去菜市场。他们十分喜欢尝试特色风味的食品，也看重食品的绿色健康和新鲜的属性，但却不讲究养生，认为中医养生是不科学的。他们非常喜欢叫外卖和买熟食回家，经常与亲人朋友外出聚餐，很喜欢吃零食，有时候甚至用零食替代正餐。他们能够从饮食中获得自我价值的提升，喜欢得到别人和自己的称赞。在人口统计变量上，该群体无明显特征，在各变量上的分布与样本总体分布相近。

　　5.淡漠便利型。该细分市场共134人，占样本总体32.6%。他们很不喜欢购物，不关注食品标签，也不在乎食品的价格。他们不太在乎食品新鲜、健康、口味、物美价廉等属性，也不喜欢尝试特殊风味的食品。他们喜欢叫外卖和买熟食回家。他们经常外出用餐，并不会从熟悉的食品中获得安全感，也不太会从饮食中获得快乐。在人口统计变量上，该群体的男性居多，多为未婚人士，主要以年轻人为主，介于18-25岁之间，学历较高。

　　前文已经将人群划分为5个细分市场，并检验了细分结果的有效性，下面将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和LSD检验，来分析绿色食品购买意愿在不同细分市场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并据此识别出绿色食品消费者群体。方差分析的结果如表4所示。

　　从以上结果可见，方差分析的结果显著，决绝零假设，表明绿色食品购买意愿的在5个细分市场间存在显著差别。其中，绿色食品购买意愿最高的是享乐探险型（Mean=0.47，SD=0.09）和保守节约型（Mean=0.43，SD=0.11），其次是传统居家型（Mean=0.29，SD=0.21），接着是现代都市型（Mean=-0.10，SD=0.08），最低的是淡漠便利型（Mean=-0.50，SD=0.07）。享乐探险型、保守节约型和传统居家型的购买意愿均高于样本均值（Mean=0.02，SD=0.05），现代都市型略低于样本均值，而淡漠便利型低于样本均值。

　　从表5可见，LSD检验结果显示享乐探险型、保守节约型和传统居家型的绿色食品购买意愿分别与现代都市型和淡漠便利型存在显著差别，而现代都市型和淡漠便利型也存在显著差别。因此，综合考虑各细分市场间的绿色食品购买意愿的差别和其与样本均值的比较，本研究将享乐探险型、保守节约型和传统居家型归属为绿色食品消费群体，现代都市型为潜在绿色食品消费群体，而淡漠便利型为非绿色食品消费群体。

　　本研究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西方文化背景下开发的FRL量表进行部分修正，使之适合运用于中国的食品消费者研究。经过数据分析后，验证了该修正FRL量表具有较高的可信性和有效性，接着用修正FRL作为聚类变量，对样本总体进行市场细分，最终划分出5个细分市场，分别是“传统居家型”（7.5%）、“保守节约型”（16.6%）、“现代都市型”（19.5%）、“享乐探险型”（23.8%）、“淡漠便利型”（32.6%）。通过识别绿色食品消费群体，发现“享乐探险型”、“保守节约型”和“传统居家型”为绿色食品消费群体，“现代都市型”为潜在绿色食品消费群体，“淡漠便利型”属于非绿色食品消费群体。

　　根据前文的分析和讨论，本研究将享乐探险型、保守节约型和传统居家型归属为绿色食品消费群体，对于该群体要巩固和扩大其绿色食品需求；现代都市型为潜在绿色食品消费群体，对于该群体要充分挖掘和激发其绿色食品需求，提高其绿色食品购买意愿；而淡漠便利型为非绿色食品消费群体，对于该群体在营销资源较为有限时可以暂缓考虑。

　　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了解不同的细分市场具有不同的特征，这也是造成不同细分市场的绿色食品购买意愿不同的原因，本研究根据不同细分市场的特征，归纳总结了5个细分市场的主要特征，见表6。

　　从表中可以看出，保守节约型和传统居家型这两个细分市场的消费者非常相似，他们都很讲究食品的健康，这恰好是绿色食品最突出的品质之一，因此，对于这两个细分市场，绿色食品具有很大的营销优势。针对这两类型的消费者，绿色食品企业最需要做的是通过加大其绿色理念的宣传，突出绿色食品的健康品质，如通过食品标签和营养专家的方式来进行绿色理念的宣传。另外，在购买渠道方面，两个细分市场的消费者既会到超市买菜，也会关顾菜市场，而目前国内的绿色食品销售渠道主要局限于大型超市，因此，绿色食品企业也可在菜市场设置绿色食品销售点，在大型菜市场中设置绿色食品专卖摊档甚至专卖商店，以方便消费者的购买。

　　另外，由于传统居家型消费者的价格意识不高，是一个顾客价值颇高的群体，鉴于传统居家型消费者还很注重食品的口味，绿色食品企业也要加大对绿色食品研发投入，改良绿色食品的口感，使之能烹调出既健康、又美味的食品。

　　与传统居家型不同，保守节约型的消费者在生活上十分节约，非常看重食品的物美价廉的品质；再者，保守节约型的消费者在思想意识上较为保守，难以接受陌生食品。绿色食品在国内还是一种新兴且价格较高的食品，要彻底打开保守节约型消费者的市场，绿色食品企业可以通过免费品尝、体验使用、特价包装、有买有送等促销方式吸引该细分市场；并通过派出绿色食品营销人员到销售现场直接与消费者接触和沟通，开展关系营销，使消费者把绿色食品纳入其饮食习惯当中，并在购买和消费绿色食品时产生亲切感和安全感。

　　享乐探险型和现代都市型的消费者都追求新奇、创新的饮食体验，并且都能够在饮食中实现自我价值。绿色食品企业可以通过各种特色宣传推广活动，如参观绿色农场、举办绿色主题活动等，增加该类型消费者的参与性。在购买决策的影响因素上，这两个群体都会根据食品广告来调整购买决策，绿色食品企业可以通过在广告上融入绿色食品的新奇、创新理念，来吸引该群体消费者。

　　根据前文的数据分析可见，现代都市型的绿色食品购买意愿要低于享乐探险型，且略低于样本均值，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前者平时多在便利店购买食品，而目前国内绿色食品的销售渠道主要是在大型超市。同时，由于该细分市场的消费者比较注重饮食健康，而且价格意识不高，具有很大的购买潜力，而且缺乏购物计划，容易产生冲动购物，因此，根据其食品购买渠道和购买食品的习惯，绿色食品企业可以把绿色食品引入便利店中，并通过将绿色食品摆放在显眼位置、采用颜色鲜明的包装等方式来吸引消费者眼球，增加其对绿色食品的购买意愿。

　　享乐探险型的绿色食品购买意愿是最高的，根据特征表述可知，他们喜欢品尝价格昂贵的、珍稀少有的食品，平时有吃零食的习惯，甚至用零食替代正餐。因此，绿色食品企业可针对这一特征，开发新产品，包括绿色奢侈食品、绿色营养品、绿色山珍海味、绿色零食等附加值更高的绿色食品。

　　最后，对于淡漠便利型的消费者，由于他们喜欢外出吃饭和追求便利饮食的特征，绿色食品企业可以通过与餐厅合作，为其提供绿色食品来打造绿色主题菜式供顾客选择，生产便利型的绿色速食食品等等。

　　根据局部均衡理论，在粮食的供给和需求之间存在着供求平衡关系，形成了粮食市场的供求模型。粮食的需求是指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内，在各种可能的价格水平下，愿意并且能够购买的粮食的数量。粮食的供给是指生产者在一定时期内，在各种可能的价格水平下，愿意并且能够生产的粮食的数量。粮食的需求曲线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需求量随着价格的不断升高而减少。粮食的供给曲线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供给量随着价格的不断升高而增加。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在市场中会达到一个均衡的状态。供求模型是关于价格和产量变动关系的模型。国内外粮食市场的供求均衡模型是通过粮食的价格和进出口量反映出来的。当国际粮食供给充足时，国际粮食价格低于国内粮食价格，这样有利于通过进口来调节国内的需求；国内粮食在供给充足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出口来影响国际粮食价格，进而影响到国际粮食的供给和需求状况。粮食供求的局部均衡模型如图1所示。

　　图1中Qs为粮食市场的供给曲线，Qd为粮食市场的需求曲线分别表示粮食市场在国际粮食市场的影响下达到均衡后的价格和供求量。

　　假设中国粮食市场在国际大环境下满足完全自由市场的条件，且中国的粮食进出口不足以主宰国际粮食市场的供给量和价格变动或者中国的粮食进出口量的改变不会对世界的粮食进出口总量造成严重而明显的影响，价格波动不会受到中国粮食进出口量的绝对的影响的条件下，得到自由贸易条件下粮食市场的供求均衡模型，如图2所示。

　　图2中P0为粮食需求曲线D和粮食供给曲线S在封闭的市场条件下的均衡价格，即在没有进出口的条件下中国粮食的完全靠自给自足时的均衡价格，均衡点为E点，OQ0为封闭市场的均衡供给量。在自由贸易条件下，我国面临着一条完全弹性的世界粮食供给曲线Sw，国际粮食市场的价格是Pw。此时，国内的粮食需求量是OQ1，而国内的粮食供给量是OQ2，则存在着粮食量为Q1Q2的需求缺口。由于国际市场粮食供给是充足的，且国际粮食市场的价格比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粮食会通过本国粮食进口直接流入国内以弥补国内粮食市场的供给缺口。从而使国内的粮食供给和需求达到一个平衡。

　　为了弥补自由贸易条件的不足，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保护国内市场的稳定，我国对进出口的粮食征收一定的关税，以协调中国粮食市场与国际粮食市场的关系。我们假设中国是粮食贸易小国，通过局部均衡原理对在关税条件下的中国粮食市场与世界粮食市场的关系进行分析。我们得到局部均衡模型，如图3所示。

　　图3中横轴为粮食的数量，纵轴代表粮食价格。曲线S和曲线D是分别代表国内商品的供求曲线，E点为国内封闭市场的情况下中国粮食供求的均衡点。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国际粮食市场为一条完全弹性的供给曲线Sw，国际市场价格是Pw，国内的需求量为OQ1，但是国内的供给量为OQ2，国内粮食供给出现缺口，即Q2Q1的粮食数量，这部分缺口必须要从国外进口一部分粮食以满足国内的粮食供给。现在国内对进口粮食增收一定的从量关税，每单位增收t数额的关税。由于关税是一种间接税，其最终都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在贸易小国的假设下，我们是世界粮食价格的接受者，没有世界粮食市场定价权，因此，在增收关税以后，不会影响到国际粮食市场的价格，这样国内在增收关税以后的价格正好等于自由贸易市场条件下的价格Pw和关税额之和，如图国内粮食市场价格由原来的Pw变为Pw+t。粮食的进口量也在减少了Q4Q1。

　　在关税条件下，国内对粮食市场征收关税后的经济效应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消费效应方面。征收关税以后，消费者经济福利损失，由于价格的上涨，直接导致国内粮食的消费量减少Q4Q1，消费者剩余减少了a+b+c+d的面积。二是生产效应方面。关税保护了生产者的经济利益，引起了生产者经济福利增加，在Pw+t价格水平下，国内生产的粮食增加了Q2Q3的数量。生产者剩余增加了a的面积。三是收入效应方面。国家对粮食征收关税后造成国内的财政收入增加，政府取得的直接关税收入为c的面积，这部分为政府经济福利增加。在以上三种经济效应下，我们可以算出国家整体经济福利得失。在关税条件下，生产者、消费者和政府的利益得失综合在一起为：消费者剩余减少a+b+c+d，生产者剩余增加a，政府收入增加d，这经济福利净损失为b+d，这一部分的无谓损失b+d可以认为是国家实行关税保护的成本，造成这部分损失的原因是：国内价格的提高使国内的生产者愿意在更高的价格下提供更多的粮食产量，这就造成和国外生产者的高效率相比国内的资源利用低效率的损失。d的面积代表价格的提高和粮食供给量的减少造成国内消费者剩余的净损失。因此，在关税贸易的情况下，经济福利净损失为b与d的面积之和。

　　我们依然按照小国的均衡模型来讨论，即假设该进口国是一个粮食贸易小国，没有国际粮食市场价格的话语权。为了保护国内粮食市场，我国采取了配额管制的贸易手段，限制粮食进口的数量。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中国的粮食市场和国际的粮食市场的关系主要通过局部均衡模型表现，如图4所示。

　　图4中的曲线S和曲线D分别代表了国内粮食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国际粮食市场为一条完全弹性的供给曲线Sw，该国的国内供给量为Q1，国内的需求量为Q2，存在供求缺口Q1Q2，这一部分用进口补充，则国内粮食进口量为Q1Q2。当该国政府确定粮食市场的进口配额为Q3Q4时，国内粮食市场的价格上升为P1，国内供求平衡点变为B点。

　　在国内实行进口配额政策以后，各个主体利益发生了变化，生产者剩余增加了a的面积，消费者剩余减少了a+b+c+d的面积，进口商的配额利润增加了c的面积，国家在国际贸易上少进口了Q4Q1+Q2Q3的量，国际收支得到了改善。但是从整体的经济福利来看，经济福利损失了b+d的面积，分别为生产和消费损失的结果。

　　首先，在自由贸易条件下，中国粮食市场和世界粮食市场的关联度是最高的，中国的经济福利也会达到一个理想的水平，社会分工会得到进一步的调整和优化，世界粮食市场会得到很大的优势发展。因此，我们应该进一步开放国内粮食市场，坚持走自由贸易的市场化道路，加强与国际粮食市场的联动，走以市场调节为主、国家宏观调控为辅的粮食贸易体制。自由贸易条件下的经济福利是最大的，然而我国政府始终把保证粮食的充足供给作为重要目标，从而使中国政府粮食贸易中出现了过度管制的局面，这样就会出现中国粮食应对世界粮食市场的变故缓慢，造成经济的损失。面对中国的外汇储备形式和世界的粮食贸易发展趋势中国有能力来实现更大程度上的自由贸易政策，政策逐渐转向市场导向性，使市场调节成为一种主动的行为，减少市场反应的时间和成本，这样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作用将是巨大的。

　　其次，在关税条件下，小国的粮食贸易会出现经济福利的净损失，而大国由于拥有粮食价格的竞价权，可以通过影响国际粮食价格来增加本国的福利，由于进出口造成的经济福利损失，甚至在合理的政策调解下，可以实现经济福利的增加。随着中国在国际粮食市场上的影响力的提升，在大国效应上正逐步体现出来。中国连续多年增产的情况下，为了缓和世界粮食市场的粮食供需压力，我国一度取消小麦、大米、大豆粮食产品3％～8％的暂定关税，鼓励自由贸易、刺激出口，从而进一步搞活粮食流通体系，完善农产品定价机制，对于农民以及粮食生产厂商均属利好。这反映出中国在世界粮食市场的贸易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国际国内粮食市场的关系在逐渐的加强。因此，对于粮食市场在关税条件下的对外贸易政策，我们因该走逐渐减少农产品关税，对不同的品种的农产品实行合理的差别关税税率政策，保护国内弱势产业的发展。通过关税来调整中国粮食出口的转型，发挥粮食原产品与一级乃至多级产品的竞争优势，培养粮食出口向品牌战略转变。要更好地实行关税的调节作用，还要进一步把握关税的适度、适时和有序的原则。提高粮食进出口关税调控的有效性，保障中国对外贸易的平稳快速发展。

　　再次，在配额管制条件下，伴随经济福利的损失，中国可能会通过配额管制来改善粮食贸易环境，培养壮大国有粮食企业的世界竞争能力，保护本国的利益。因此，充分发挥好进口配额管制对贸易的调节作用，对于配额管理体制实行改革，保证配额分配的合理和有效性，通过配额来调节中国国内粮食市场的供需平衡，为中国的国际粮食贸易企业在世界粮食贸易中的主导作用的形成起到支持作用。

　　最后，建立健全粮食进出口贸易的法律法规建设，保障进出口贸易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建立粮食贸易的多层次协调机制，保障市场、政府关税控制和政府配额管制的作用的科学性。

　　[1] 刘笑然、郭缨蔚：中国粮食安全、供求平衡与宏观调控[J].中国粮食经济，2003（2―3）.

　　[2] 武拉平：国内外粮食市场关系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01（1）.

　　食品安全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安全问题，也是全球重大的战略性问题。确保食品安全卫生，最大限度的降低危险性，不仅是食品行业的责任，也是各国政府监管的目标。由于食品安全与质量监控体系是政府监管的基础，因此各国政府都在积极构建和强化这一体系。

　　我国目前的食品安全监控体系较发达国家而言，起步较缓，问题较多，是造成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屡禁不绝的重要原因之一。面对有待进一步整顿和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以及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改革传统的食品安全监控体系，建立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且与国际接轨的新型食品安全监控体系，成为当前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

　　面对我国食品安全和质量监控的新形势和新挑战，建立和强化一个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且与国际接轨的食品质量安全监控体系，具有重大的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我国食品安全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基本结束了食品短缺的历史，食品安全水平呈上升趋势。但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食品安全和质量问题仍比较突出，迫切需要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切实加强食品安全监控，不断提高食品安全水平，确保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目前影响我国食品出口的主要因素有：一是原料性动植物源性食品中的有害污染物已成为阻碍食品出口的重要障碍；二是我国食品安全法规、标准体系尚不健全；三是企业缺乏国际贸易的争端解决机制、合格评定程序和法规等方面的知识。迫切要求改革传统的食品安全监控体系，建立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与国际接轨的新型食品安全监控体系。

　　依据国务院赋予的职能，国家质检总局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负有的主要职责是：起草、审查、批准食品安全和质量标准；食品质量监测、检验；食品标签和市场准入标志管理；食品进出口检验；制定和实施许可准入制度；食用动植物进出口检疫；食品出口企业质量规范认证等。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和质量监控中的问题比较突出，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食品安全和质量的法律、法规、标准是监控体系的基石。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法规标准体系已初步形成：《产品质量法》、《食品卫生法》、《标准化法》、《进出口商品检验法》等是食品安全法规的基础，《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等规章以及食品安全标准等是重要的补充。但这些法律法规还存在着诸多不适应，例如：《食品卫生法》作为保障食品安全的核心法律，操作性较差；《标准化法》没有充分考虑食品安全问题等。食品安全标准也存在许多问题，例如指标不统一，技术保障手段落后等，从而造成许多问题无法可依。

　　虽然我国各部委先后启动了食品安全监测工作，如农业部启动了“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卫生部启动了“国家污染物监测计划”、质检总局启动了食品的常年抽检计划等，但是并没有建成完善的食品安全监测体系，缺乏全面、连续的食品污染和食源性疾病的监测资料，对某些重要的食品污染与食源性疾病的爆发缺乏预警的科学基础，危险性评价以及食品安全危险性预测工作更是难以开展。

　　行之有效的跟踪体制和“快速预警系统”不仅是查明食品安全问题来源的有效途径，也是参与全球竞争、应对技术壁垒的需要。而我国至今尚未建立有效的食品安全和质量可追溯性制度，成为制约我国食品安全有效监控的瓶颈之一。

　　综合国内外实践，审视国际发展趋势，结合我国国情，从构建新型的监控体系、健全法规和标准体系、建立可追溯性制度、加强对危险性分析的研究、完善食品安全监测体系等方面提出如下建议。

　　食品安全和质量监控体系应覆盖一个国家所有食品的生产、制造过程和市场行为，并包括进口食品。监控体系涉及整个食品链，具有整体性、预防性和教育性，包括食品法规与标准、食品控制管理、监管、实验室、信息、教育、交流和培训等。

　　在健全食品质量安全法规方面，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应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如《标准化法》、《产品质量法》中增加食品安全和质量方面的内容和条款；尽快制定至今尚属空白的法律法规，如重要食品的检验法以及食品生产、包装和贮存的良好操作规范等。

　　在健全食品质量安全标准方面，全面清理现行食品标准，解决标准之间的交叉、重复和矛盾问题；加快检验检疫、农兽药残留限量、食品卫生、食品添加剂等方面的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修订步伐；积极采用国际标准、指南和有关技术文件，提高标准水平，满足我国食品加工业的发展和食品进出口贸易发展的需要。

　　食品安全控制政策和保护消费者措施必须建立在危险性分析的基础上。除了应用于标准的制定外，危险性分析还应用于进出口食品的监督检验、食品安全政策、法规和标准出台后的效果评价等诸多方面。国际上对化学性危害的危险性分析技术已日趋成熟，对微生物危害的危险性分析也取得不少成绩。我国应当充分利用国际数据、专业知识以及国际上一致公认的方法获得数据。

　　总之，有效的食品安全和质量监控体系既能确保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提供安全和高质量的产品，同时也能确保进口食品符合本国要求。因此，在当前新的全球食品贸易形势下，无论是进口国还是出口国都有这样一种责任，即强化本国的食品安全与质量监控体系，并履行基于危险性分析的食品监控策略。通过多方面的努力，我国必将完善食品安全和质量监控体系，保障食品安全，稳健应对突发事件，迎接名符其实的“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本”的新时代。

　　我国食物政策调整，涉及如何判断我国食物与谷物未来贸易趋势的关系问题。国内外有关我国食物政策的众多研究，集中在对我国未来谷物需求、供给以及进口量的分析估测上，而对谷物以外的其它食物则很少提及。这类研究能较好地说明：快速经济增长会使我国谷物生产的比较优势趋于下降。然而，研究者往往由此得出中国整个食物部门净进口将随之显著增大的判断。似乎存在一个广为接受的隐含假定，认定中国未来食物贸易与谷物贸易势必具有相同走势。②

　　虽然谷物供求是我国食物政策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上述广为流行的认识假定存在明显的逻辑问题。我们知道，食物部门内部包含众多不同食物产品，而生产这些产品的要素比例和成本构成大不相同。给定我国要素禀赋特征，不同食物的比较优势及竞争力可能会有显著差别。虽然我国谷物进口很可能因为国内生产的比较优势下降而增加，但不能由此推导出其它主要食物的竞争力亦必然会下降，并与谷物同时甚至在相同程度上成为净进口产品。即使处于经济结构急速转变及较为自由化的贸易环境，在谷物及部分食物自给率趋于下降的同时，其它某些食物应有可能保持、甚至加强其国际市场竞争力。

　　以上述观察为起点，本文具体探讨在一个较为自由化的贸易环境下，我国食物贸易的可能演变前景。我们将首先考察有关贸易数据，从而在经验观察层面上对上述传统假定给以检验。然后，将对我国80年代以来食物贸易结构特征，从经济根源、国际市场条件、未来演变趋势及其政策含义等方面分别加以分析。

　　我国经济从70年代后期进入高速增长和转型时期。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几乎相当于1978年的五倍，期间年均增长率为9.86％。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32.4％下降到1995年的13.3％；同期食物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由16％下降到7％（Asia Pacific Economic Group 1996，第133页）。

　　表1显示了1980年以来我国食物贸易结构演变情况。在进口方面，谷物一直是最重要的产品。1995年和1980年谷物类产品占食物进口的比重分别为59％和84％。主要由于谷物、食糖进口的增加，我国整个食物进口表现出明显上升趋势。然而，另一方面，若干食物出口获得大幅度增长。结果，食物部门作为一个整体，其净出口规模在这个时期反而得到显著扩大。①食物贸易净出口额由1980年0.6亿美元，上升为1985年23亿美元和1995年的38亿美元。

　　标准国际贸易分类（SITC）包括的十项两位数食物商品中，我国有六类在1980-1995年间一直保持净出口产品地位。然而，这六类食物的净出口额增长水平极为不同。除去其它类食物（SITC：09），两类我国传统出口食物，即活动物（00）与咖啡，茶叶等（07）净出口值增长很慢：二者在1980-1995年间年均增长率仅分别为1.8％和3.1％。另一方面，肉类（01），水产品（03），水果和蔬菜（05）等三类食物的净出口获得大幅度增长。三者同一时期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3％，14.4％和10.5％，都高于整个食物出口8.4％和年均增长率。上述增长率差异改变了我国食物贸易结构。例如，1980年水产品（03）出口规模与活动物（00），咖啡与茶叶等（07）大体相同；然而，到1995年，前者出口额相当于后两类食物的五倍有余。水果与蔬菜（05）作为首要出口食物的地位得到加强：该类产品占全部食物出口的比重由1980年的四分之一上升到1995年的三分之一。由于上述三类食物出口较快增长，它们占食物出口的比重由1980年的二分之一上升到1995年的四分之三。谷物等大宗农产品食物进口增加与若干高附加值食物出口大幅度上升，构成80年代以来我国贸易结构演变的基本特征。

　　我国食物出口绝大部分销往邻近的较为富裕的国家和地区（见表2）。香港和日本是我国食物出口最重要市场。1994年我国对日本食物出口达46.5亿美元，约为1980年的十倍，几乎占我国1994年食物出口总额的一半。我国食品出口的第二类市场包括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马来西亚等新兴工业化经济。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台湾食物贸易的变动趋势：水产品、水果与蔬菜是台湾的传统出口项目；然而，随着近年来台湾经济增长步入成熟工业化阶段，工资、地价上升，劳动力短缺、台币升值使这些产品竞争力衰退。而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的大陆在这些食物生产上具有比较成本的优势。例如，一项研究结果表明，近年大陆养虾养猪的成本仅为台湾的37％和35％（邱毅、段樵，1992）。大陆出口增势强劲的水果与蔬菜，近年已成为台湾的净进口食物。台湾近年已成为大陆食物出口的重要市场之一。

　　美国与欧共体是国际市场上重要谷物出口国。另一方面，它们亦从我国进口大量食物。例如，美国从我国进口食物价值由1980年的0.65亿美元上升为1994年5.9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7％。1994年我国对美国食物出口中，水产品、水果与蔬菜这两类最具有竞争力食物占74.4％。众所周知，美国在大宗农产品，尤其是谷物出口上优势极强。过去十多年间，我国对美食物出口的增加，说明我国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完全可能在适当增加谷物等食物进口的同时，扩大另外一些食物的出口，发展以食物交换食物的模式。

　　上述事实表明，在我国经济急速转型期，不同类食物会表现出极为不同的贸易趋势。这在经验事实层面上，对有关我国谷物与食物贸易趋势相等同的传统假定提供了反证。那末，在我国高速经济增长时期，若干食物为什么能够表现出强劲的竞争力？

　　国际贸易理论认为，某种商品的世界贸易结构主要由贸易参与国家和地区生产该商品的比较优势结构来说明；而要素禀赋则是决定比较优势的一个基本因素：给定若干假设（包括不存在对生产者激励机制的扭曲），某国对于其生产过程较能密集利用该国相对丰裕要素资源的产品具有比较优势。①此外，其它因素，如运输距离，国内消费模式等亦是比较优势和贸易结构的潜在决定因素（Baigwait 1964，第18页；Linder 1961，第89-90页）。依据上述理论观点，有必要从不同食物生产的要素比例和成本构成方面分析我国食物贸易结构的经济根源。②

　　应当指出，我国80年代以来表现出强劲出口竞争力的若干高附加值食物（如水果和蔬菜，水产品、肉类等）并非纯粹农产品。这些食物的生产过程往往还涉及工厂加工活动，从而使其具有制成品的性质。它们的价值也相应包含农业与工业两重附加值。限于篇幅，本文只着重分析作为农产品生产的不同食物的要素比例与成本构成。③

　　众所周知，我国现阶段要素禀赋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人均可耕地资源与资本短缺及劳动力资源丰裕。此外，我国农业要素禀赋条件特别受到劳动需求季节变化的影响。我国典型的农村地区，谷物生产通常在农业活动中占支配地位。谷物生产对劳动需求的季节性导致短期农忙季节劳动供给紧张，而在较长农闲季节存在大量劳动剩余的局面。对农闲季节的剩余劳动力，其现实机会成本很低，因而对能带来某种收益（即便是很低的收益）的经济活动存在强烈的渴求。 依据我国农业要素禀赋特点，可对不同食物在农业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或竞争力提出三个简单的假设性判断：第一，对可供选择的必须利用可耕地作为投入要素的不同生产活动，在其它条件相同情况下，其中能较为密集地利用劳动力资源的活动具有比较优势或市场竞争力。第二，其它条件相同，那些不需要可耕地作为投入要素，或仅仅需要土质、肥力、灌溉条件较差的边际可耕地的生产活动，具有比较优势或竞争力。第三，能较多利用农闲季节剩余劳动的生产活动具有竞争优势。给定上述理论性假定，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不同食物生产的要素与成本构成，来考察80年代以来我国食物交换食物的贸易模式是否具有经济合理性。

　　首先比较谷物与水果和蔬菜的生产成本。生产这些食物都属于传统农业活动。虽然栽培谷物，水果和蔬菜需要不同技能，但一般不存在难以逾越的技术水平障碍。如果外部环境提供有足够的经济刺激，农民通常能通过传统的学习方式，掌握生产这些食物的一般技能。但是，生产谷物与水果和蔬菜的劳动投入强度极为不同。每亩耕地水果和蔬菜栽培对劳动投入需求量远远高于谷物耕作。依据我国1994年农产品成本调查数据，每亩水果与蔬菜生产全年平均需要投入67.1和61.5个劳动日，而六种主要谷物生产每亩所需劳动仅为13.6个劳动日（见表3）。单位面积耕地水果、蔬菜生产对劳动投入的需求约高达谷物生产的4.5倍。应当提到，水果、蔬菜生产的资金投入需求亦高于谷物。然而，由于两方面原因，这一差异不会对比较优势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其一，资金成本绝对量每亩仅为400多元，一般尚未超出农民自我融资能力。其二，由于每亩水果、蔬菜产值远远高于谷物，前者单位产值资金占用量甚至还低于谷物。由此可见，给定我国现阶段农业生产技术条件，水果和蔬菜由于能够密集地利用劳动要素，因而具有潜在比较优势。

　　由于鱼、虾等水产品以及肉类食物往往不需要可耕地作为常规投入要素，①无法比较它们与谷物生产中劳动对耕地的相对投入强度。然而，表3数据显示，生产肉类、水产品需要大量劳动投入。例如，生产一头猪和一头牛平均需投入20.5和57.5个工作日。假定一个农民每年工作日为300天，在现阶段技术条件下，15头猪或5头牛需占用该农民全年劳动时间。水产品中的淡水鱼养殖，每亩水面生产规模需要31个工作日。

　　除去利用劳动力资源较为密集，另外两个因素对肉类、水产品、水果与蔬菜的潜在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首先，肉类、水产品、水果生产，或者无需可耕地投入，或可有效利用次质边际耕地。这一简单事实对本文讨论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有关我国现阶段谷物生产缺乏比较优势的经济学分析，最重要依据是我国人均可耕地极为短缺的资源条件。由于上述食物的生产不需要可耕地投入、或对常规耕地投入依赖较小，上述导出谷物生产比较优势下降的分析便不可简单地应用到这些食物的生产上。因而，假定谷物与其他食物未来贸易趋势相等同，或认定谷物贸易等同于整个食物部门未来贸易趋势，便存在明显的推论失据之处。其次，前文提到，很大程度上由于谷物生产季节性强的特点，我国广大农村存在短期劳动供给紧张和长期劳动力过剩的局面。由于其它食物生产对劳动需求的时间节奏不同，因而可能对这些生产活动加以合理配置以吸收利用农闲季节的剩余劳动。大量剩余劳动力因为现实机会成本很低，对从事谷物以外若干食物生产具有潜在积极性。这亦会增强我国生产这些食物的潜在竞争力。

　　世界食物市场过去二十多年来经历了深刻的结构转变。这在食物进口构成演变上明显表现出来：世界食物进口总量由1975年的1000.8亿美元上升为1994年的3170.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6.25％（表4）。但不同类食物增长率相差悬殊。例如，谷物类食物（04）进口需求增长率仅为2.9％；糖类食物几乎没有增长。另一方面，鱼、虾等水产品（03）年增长率为11.54％，仅次于其它类食物（09）；肉类（01），水果和蔬菜年增长率分别为7.3％和8.1％，亦都高于食物进口需求增长的平均水平。

　　由于上述增长率差异，谷物在世界食物贸易量中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而水产品（03），水果与蔬菜（05），肉类（01）等重要性则不同程度上升。例如，1975年谷物类食物（04）占食物进口总额的28.4％，远远高于其它任何一类食物。到1994年，其比重降至15.5％，已显著低于水果与蔬菜类出口额比重（21.2％）。水产品同一比重值由1975年的6.5％上升为1994的15.2％，几乎与过去出口额最高的谷物类并驾齐驱。我国食物出口中最重要的三大类食物（01，03，05），占世界市场中进口总额的比重，由1975年的31.3％上升为1994年的49.5％，增加了18个百分点。可见，我国食物出口增长与世界食物市场结构变动趋势是相吻合的。

　　上述世界食物市场结构演变有多方面的复杂根源，但其主要原因应是不同食物收入需求弹性的差异。随着人均收入水平上升，消费者对某些食物（如肉类、水产品、水果等）支出增长的速度通常显著高于对谷物类主食的需求增长速度，这是食物消费需求演变的一般规律。在国际范围内，给定收入增长水平，对收入弹性较高食物的进口需求自然会增长较快。另外，“乌拉圭回合”以来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亦可能对食物贸易扩大发生了推动作用。在较为自由化的贸易环境下，收入上升诱致的食物需求增长的较大部分，会表现为世界食物市场进口需求的增加。

　　应当指出，过去20年来食物出口扩大，不仅发生在我国，而且还普遍发生在其它众多发展中国家。据Athukorala and Sen（1996）报告，发展中国家加工食品出口额由1970年的64.45亿美元上升为715.57亿美元，期间年均增长率为10.6％。同期发展中国家食品出口占非制成品出口的比重由23％增长到37.5％。发展中国家出口食物中，鱼、虾等水产品增长最快。它在发展中国家加工食品出口总额中比重，由1970年的8.8％上升到1994年30.7％。如果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加以比较，可以发现，从总体上说，我国食物出口有较好表现：我国水产品（03）、水果与蔬菜（05）出口以及食物出口总体的增长率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然而，即便在出口增势较好的这几类食物上，我国仍存在许多差距。例如，我国肉类（01）出口增长率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与某些食物出口有上乘表现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差距更大。例如，1980?1994年间泰国肉类（01）、水产品（03）出口年增长率超过20％，远远高于我国。智利同期上述三类食物出口总额及其出口增长率，印度尼西亚上述三类食物出口增长率亦都高于找国（参见卢锋1996，第15页，表10）。这些差距从一个侧面显示出我国食物出口未来增长的潜力。

　　上述分析表明，80年代以来我国食物贸易的结构演变并非短期和偶然现象。一方面，我国由于要素禀赋特点，对若干种重要食物（水产品、水果与蔬菜、肉类等）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另一方面，上述食物由于收入需求弹性较高而具有较大的出口市场扩张潜力。还应注意到，正在进行的国际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改革已成为难以逆转的趋势，因而会对食物贸易扩大规模产生长期影响。因而，我国进一步扩大具有竞争优势的食物出口存在巨大的市场潜力。

　　这一食物交换食物模式及其经济合理性，为我国食物政策调整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有关我国未来食物贸易政策，国内外研究人员通常认为有两种选择。一是维持谷物的自给自足方针。这一政策技术上可行但经济上成本高昂。二是实行自由贸易的可能。人们普遍认为，这一选择会导致我国整个食物净进口的大量增加。但这一选择方向的赞同者相信，食物净进口增加所需要的外汇需求，可以通过进一步增加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来满足。①如果本文揭示的食物交换食物模式可得到进一步发展，则可能在这个重大政策问题上代表第三种选择思路。这个选择包括两个政策要点：一方面，重新检讨传统的谷物自给自足方针，改革谷物贸易体制和政策；另一方面，以市场化改革为导向，采取切实政策手段，促进我国具有优势的食物出口增长。其基本取向是，依据比较优势原则，顺应我国经济结构转型以及外部国际环境变动的新形势，在食物经济领域进一步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合作。①

　　这一选择方向对我国经济发展所能带来的潜在利益是显而易见的。食物出口能通过它强有力的后向联带（Backward linkage）作用对我国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尤其应当强调指出的是，出口食物包括较大的农村生产附加值，因而能够对农民收入增长发挥显著作用。众所周知，农民收入是有关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一个战略性问题。给定我国现阶段的资源禀赋条件，向具有出口竞争力的食物生产部门适量转移资源，能够通过扩大食物贸易实现农民收入的较快增长。本文研究揭示了形成上述收入增长效应的三个途径。首先，对于需要耕地投入的出口食物（如蔬菜）来说，其生产活动能较为密集地利用劳动力要素，因而能在较大程度上把我国农村丰裕的劳动力资源转换为收入。其次，生产某些我国具有竞争力的出口食物，有的无需耕地投入（如饲养牲畜），有的可利用次等边际耕地（如水果）。鼓励这些出口食物的生产，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我国人均可耕地资源缺乏对农村经济发展形成的严重制约。第三，出口食物生产能有效地吸收农村季节性剩余劳动，提高农民收入。因而，如果说提高农民收入，繁荣农村经济是保证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结构转型的根本条件之一，从我国要素禀赋基本特征上观察，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在食物经济方面进一步对外开放和加强国际合作，则应是保持和创造农村经济内在竞争活力的一个基本环节。②

　　此外，食物出口至少还有两方面的积极联带效应。一方面，食物出口增加会对我国食品加工和机械工业产生派生需求，有利于食品工业和机械工业部门扩大就业和生产规模。另一方面，食物出口面临的国际市场竞争，会通过知识扩散（Knowledge Spill-over）和学习效应，对农村企业家人材成长以及城乡食品加业技术，管理素质提高，产生积极影响。国外有的研究者认为，出口食物价值中国内生产附加值比率较高，而常规出口制成品的中间产品较大程度上依赖进口；所以食物出口知识扩散和收入增长的联带效应更为显著（Athukorala and Sen，1996）。

　　长期以来，国内外市场粮食价格走势有着较大的一致性，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正在向实体经济蔓延，包括粮食在内的农产品需求也受到影响，国际粮价是否对中国构成冲击，值得关注。

　　对国内外市场粮食价格长期走势的研究表明，粮食价格变化大约每10年一个周期。长期以来国内、国际粮食价格走势接近一致，两个市场价格相关性呈逐步增强态势。而通过对近年两个市场的价格对比可以看出，近期粮价差距缩小，目前，国外粮食进口到岸价高于国内批发价，中国与其他主要粮食出口国粮食出口至目的地到岸价格相差不大。由于影响价格对比的因素复杂，特选择品种、品质及价格条件接近的进行比较。

　　国外粮食是否对国内冲击，关键在于国外粮食进口至中国后与国内粮价的比较，在此通过选择当前世界主要粮食出口市场（美国小麦、玉米及泰国大米），与国内粮食批发市场价格进行比较，可看出2008年以前，国内批发市场小麦、玉米价格一直比进口到岸价低30%左右，大米价格与进口到岸价接近，经过2008年国际粮价大涨大跌后，目前中国小麦、玉米及南方大米批发价格与进口到岸价接近。

　　小麦：近年来，国内批发市场小麦价格低于国际市场进口到岸价，自2008年二季度开始，国际小麦价格迅速下滑，两种价格差明显缩小，目前国际市场小麦价格低位波动，国内批发市场小麦价格与进口到岸价基本接近。比较国内（以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优质白小麦为例）和国际小麦进口到岸价（以美国硬麦到岸价为例，以出口离岸价+粮食海运费计算），2005、2006年，国内小麦批发价格比进口小麦到岸价格低30%左右，由于2007和2008年前期国际小麦价格高幅上升，国内批发市场小麦价格与进口到岸价差距逐步扩大，最高时为2008年3月，国内小麦批发价格为1640元/t，比进口到岸价低62.2%。此后受国际小麦价格大幅回落的影响，两者差距迅速缩小。2009年3月，国内小麦批发价格为1980元/t，低于美国小麦进口到岸价57元/t（2.8%）。

　　玉米：近年来，国内玉米批发市场价格持续低于进口到岸价，受2008年下半年以来国际市场玉米价格大幅下跌的影响，国内玉米批发市场价格与进口到岸价差距迅速缩小。比较国内玉米（以辽宁、山东、吉林三地平均批发价为例）和国际玉米进口到岸价（以美国到岸价为例），除2005年下半年国内玉米批发价格与进口到岸价接近外，2008年9月前，前者低于后者约30%，最低时为2008年6月，达44%。2009年年初以来，两者价差迅速缩小，2009年3月，国内玉米批发市场价格为1365元/t，低于进口美国玉米到岸价165元/t（10.8%）。

　　大米：从大米情况看，2007年底以前，国内大米批发价与进口到岸价差距不大，南方市场如广东大米价格略高于进口泰国大米到岸价，黑龙江批发价略低于进口到岸价。2008年国际市场大米价格大幅攀升时，黑龙江、广东市场大米批发价比进口泰国大米到岸价低50%～60%，2008年下半年始泰国大米价格大幅回落，两者价格差距迅速缩小。2009年3月，国内进口的泰国大米到岸价为3927元/t，比黑龙江市场批发价高33%，比广东批发价高6.3%。

　　通过比较粮食出口到岸价可以看出，除2008年上半年国际粮价高幅攀升阶段外，长期以来中国粮食出口至进口国的到岸价与世界主要粮食出口国的出口到岸价相差不大，目前美国、泰国粮食出口重新取得一定价格优势。

　　玉米：近年来，中国与美国玉米出口优势交替，到岸价相差不大。以玉米进口地韩国为例，长期以来，中国玉米出口到韩国到岸价基本与美国玉米出口到韩国接近。2008年下半年开始，由于美国玉米出口价格大幅下降，其出口至韩国到岸价已经低于中国。2009年3月，国内玉米出口至韩国到岸价为1474元/t，高于美国出口至韩国65元/t（4.6%）。

　　小麦：近年来，除2007年中期至2008年9月美国小麦出口到岸价迅速提高外，中美两国小麦出口至韩国到岸价相差无几。目前，美国小麦出口至韩国到岸价降至1846元/t，低于中国242元/t（11%），而最高时（2008年3月）美国小麦出口韩国到岸价达到3731元/t，高出中国出口到岸价一倍。

　　大米：通过比较黑龙江、广东和泰国大米出口至非洲国家的到岸价可看出，2008年前黑龙江、广东大米出口至非洲国家到岸价比泰国大米高20%以上，在2008年泰国大米价格大幅上扬时期，中国大米出口具有一定价格优势，如2008年5月，我国黑龙江、广东大米出口至非洲到岸价分别约为3559元/t、4569元/t，比泰国大米出口到岸价分别低50.3%、36.2%。最近，泰国大米价格迅速回落，出口至非洲到岸价为3453元/t，比广东出口到岸价低13%，比黑龙江大米出口到岸价高7%。

　　目前，各国粮食进出口关税在0%～8%，中国粮食进口到岸价与国内粮食批发价格孰高孰低，直接原因是国际市场粮食价格及中间成本特别是海运费的变化。而更深入分析，美国、泰国等世界主要粮食出口国粮食种植成本具有比较优势，高科技在粮食生产上的应用使其粮食单产高于中国，加上补贴政策的不同，决定着两个市场粮食价格存在差距。

　　近年来海运费价格剧烈波动，但总体来看其始终占粮食贸易成本较大比重，2007年底巴拿马型船美国到中国海运费达到77美元/t，占当时小麦、玉米价格的22.5%和47.5%。2005年以来美国到中国（巴拿马型船）海运费平均为42.3美元/t，占美国小麦、玉米出口离岸价的19%、30%;泰国至中国海运费为29美元/t，是泰国大米出口离岸价的10%。

　　除去海运费因素，2005-2006年，郑州小麦批发价比美国小麦出口离岸价平均高15.3%，2008年9月至今高18.8%;2005年至今，国内玉米批发价比美国玉米出口离岸价平均高25%;2005-2008年，黑龙江、广东大米批发价分别比泰国大米出口离岸价高20.8%、34.9%。由此判断，国际主要市场粮食价格虽然波动剧烈，但是其粮食价格偏低，而海运成本直接导致中国粮食进口到岸价高于国内批发价。

　　2005年以来，美国到韩国海运费平均为41.3美元/t，比中国到韩国运费高25.4美元/t;泰国出口至非洲海运成本平均为44.6美元/t，比中国高0.9美元/t，海运成本的差距也成为粮食出口地选择的直接因素。

　　中国粮食种植成本偏高是导致国内粮食批发市场价格高于美国、泰国粮食出口离岸价的重要原因。以小麦为例，2007、2008年国内小麦生产成本分别为5545.95元/hm2、5466.68元/hm。